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就是必须生存,为此人们首先需要衣、食、住等，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物品,即物质生活本身的生产[1]。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由于向自然界过度索取,人类社会就已经出现了全球性问题与“能源危机”,至此世界范围内的学者掀起了关于“增长的极限”研究,各地环保运动此起彼伏。半个世纪过去了,加快生态文明建设已然成为各国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莱斯所提出的“易于生存的社会”,首先在于降低经济增长速度,实现缓增长的“稳态经济”；其次是要放弃无节制的异化消费,减少浪费型的物质需求；最后以生态危机为契机,对当前政治经济文化制度进行根本性的改革[2]。中国不断对生态制度进行构建和完善,2002年党的十六大首次将改善生态环境、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作为建设小康社会的四大目标之一。要化解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矛盾,必须发挥先进文化的凝聚、润滑、整合作用[3]。2005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安吉余村调研时首次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科学论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党的十八大从战略的高度将“四位一体”上升到“五位一体”,把生态文明建设列入社会主义总体布局。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新常态背景下我们要建设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2018年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深刻回答了“为什么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什么样的生态文明、怎样建设生态文明”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十九届四中全会上明确将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作为十三大制度优势之一,以生态文明建设为契机推动我国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 西北地区作为我国“两屏三带一区多点”生态安全战略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西部的重要生态屏障,其生态区位保障着华北、东北地区的生态安全,又连接中亚、西亚地区,在维护边疆稳定和持续发展的大格局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生态文明建设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支撑和组成部分,树立大局意识,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生态文明思想的内涵及实质,在西北黄河流域深入践行生态文明思想,将山水林田湖草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统筹和治理,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现代化建设新格局,推动西北地区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和深刻的现实意义。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到陕甘宁青省区考察,近期在视察宁夏时明确指示:努力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赋予西北黄河流域省区新的时代重任。对西北区域环境历史变迁与现实发展的关注和研究,将推动西北地区生态环境综合治理与区域经济绿色转型发展。 一、相关理论与概念评述 (一)生态文明中国化研究 曾经以牺牲环境资源来达到经济发展的目的,导致中国的生态环境出现了不可逆的破坏。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学者们对于生态文明的研究越来越贴近于中国国情,逐渐形成中国化的生态文明研究体系。学者针对生态文明思想的渊源、特征和对中国化贡献方面指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思想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的中国化进程,坚定了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话语自信,提供了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行动指南,对于全面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和建设美丽中国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4]也有学者从经济、民生、文明、法治及安全这五个维度出发分析了新时期生态文明，认为生态文明建设“不仅有利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美丽中国,也有利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以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5]。 (二)西北区域环境变迁研究 环境科学研究认为,区域环境包括自然环境和社会经济环境,是围绕着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充满各种物质的空间,是人类赖以生存且对人类生产、生活和发展产生直接或间接影响的各种外界事物和力量的总和。西北区域环境在20世纪60年代就被学术界所关注,著名历史地理学家史念海所著的7部《山河集》成为研究黄土高原区域环境变迁的重要成果。专家认为:人口的快速增长以及肆意的开发给西北区域环境带来了深刻变化,在明清之际就出现了严重的水土流失,而且引发或加重了洪涝、干旱、风沙等一系列环境问题[6]。随着人地矛盾的加剧,进入现代社会以来,西北地区在城镇化进程中出现了很多问题,特别是在人口与区域环境协调发展方面存在较为突出的矛盾。 (三)绿色转型发展研究 绿色转型就是实现以效率、和谐、持续为发展目标,构建绿色经济、绿色新政、绿色社会“三位一体”的发展体系。在《我们憧憬的未来》“可持续发展和根除贫困语境下的绿色经济”专题中,强调了传统经济向绿色发展转型的两个重要维度:①将空气、水、土壤、矿产和其他自然资源的利用计入国家财富预算,强调经济增长要控制在关键自然资本的边界之内;②将“公平”或包容性变成与传统经济学中的“效率”同等重要的基本理念[7]。绿色转型研究以可持续性为重点,分析转型模式及路径。莱斯特·R.布朗(Lester R. Brown)认为人类的文明已经陷入危机和困境,必须用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新道路,来代替现行的经济发展模式[8]。国内学者结合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与现实研究新时期我国绿色转型的困境及未来发展路径，认为中国要用生态文明理念调控社会发展,通过完善政策体系来实现分配公平、生产高效和减少自然资源消耗的发展转型。 二、西北区域环境的历史变迁 西北区域环境的历史变迁与农耕和游牧文化的交融密不可分,在与自然界不断的抗争与适应的过程中创造了灿烂的农耕和游牧文明。6 000年前西北地区除了原始荒漠还出现了原始草原和森林,随着青藏高原的不断上升以及东亚季风的形成,西北地区气候环境逐渐向干冷演进,导致黄土堆积、沙漠扩张。在历史变迁过程中,区域环境除了自身变化以及衍生出来的自然灾害和气候变更,人文因素的影响也十分显著。西北各民族在文化、经济、军事上的交流与互动,宜农宜居的自然环境,使农耕、游牧文化在广阔的草原地带交流交往交融,但对生态环境不合理的利用则是导致区域贫困现象的重要原因。 陕甘宁青地区不仅是我国古代北方农牧经济的过渡带,还是历代中原王朝制约西域的战略要地,促使其在经济发展及社会变迁方面拥有较为明显的特征。因此，我们重点探讨陕甘宁青地区区域环境的历史变迁。频繁的人口迁移和宜农宜牧的自然环境,使这一地区的人口与资源环境关系的发展表现出自然环境—经济活动—文化变迁这一主线,呈现出从气候波动主导型到以游牧经济结构为主体的地缘政治主导型,再转为以农耕经济结构为主体的掠夺式开发主导型的变化特征[9]。在秦一统天下以前,匈奴人占据着西北地区的河套、鄂尔多斯、河西走廊;商周时期,土方、鬼方等游牧部落在鄂尔多斯、陕西北部逐水草而居;战国时期,义渠戎、楼烦、林胡等游牧部落在宁夏南北、陕西北部安营扎寨。可以肯定,在汉武帝以前,陕甘宁青地区以游牧民族为主。在汉武帝时期,由于农耕民族的北移西进,尤其是大规模的移民,彻底更改了陕甘宁青地区由单一游牧民族构成的历史基础。 从汉唐时期陕甘宁地区的行政划分中，很直观地显示出中原王朝因势力扩张而使农耕移民被迫背井离乡,进而北上西进开辟新家园,此时西北特别是陕甘宁地区成为核心冲击区域。在唐王朝以前,西北冲击平原的植被主要以温带草原为主,曾经森林漫道,此时的鄂尔多斯地区植被繁茂,时常有野兽出没,位于宁夏南部的清水河畔也曾郁郁葱葱,甘肃龙山附近森林茂密。西北地区的畜牧业相比中原以及东南地区更为发达[9]。然而,随着盛唐时期国力发展、人口增加,为了满足生存需要,大量汉族农业人口向草原迁徙,脆弱的生态系统多次遭到人为破坏,西北草原地区沙漠化区域不断扩张,农牧经济分界线一再北移,部分西北地区从草原变成沙漠,严重制约了西北地区的农牧业乃至整个经济社会的发展。 历史变迁中, 西北地区经济开发活动导致自然环境恶化、 人地关系紧张, 严重影响和制约了西北地区生态文明建设和可持续发展。 为有效治理西北区域生态环境, 亟待实现区域环境的绿色转型发展， 使区域环境生态建设融入西北地区经济社会发展, 在推动区域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同时, 恢复、 治理好区域环境, 形成绿色、 健康、 可持续的生产生活方式, 实现西北地区人口、 资源环境协调发展,建设美丽中国。 三、西北区域环境转型发展的成效与挑战 新常态下,我们既要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也要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环境需要。历史上西北地区生态环境遭到不合理开发与现阶段贫困问题、转型模式等或多或少有因果关系,在新历史转折起点上,通过逐步加大对区域生态环境的保护力度，西北区域环境得到了极大的改善,生态环境得到了恢复和治理。 (一) 西北区域环境治理的成效 英国生态学家亚瑟乔治于1935年提出了系统生态保护学说,他认为世界范围内生态系统建设具有稳定性和空间性。如陆地、海洋、农田、 草地都能定义为特殊类型的生态系统。在系统生态保护基础上,西北地区在区域环境建设理念、措施方面不断进行完善,产生了区域范围内的治理成效。 1.区域生态建设成效斐然 “十二五”期间,西北地区紧紧依托三北防护林、退耕还林、天然林保护、三北及长江流域等国家重点工程,脆弱的生态建设区绿色资源得以部分恢复。退耕还林还草使得生态扶贫效益凸显。以宁夏回族自治区为例,其林业用地面积180.10万公顷,较“十一五”期间增长56.1%;森林面积61.80万公顷,较“十一五”期间增长53.1%;人工林面积14.43万公顷,较“十一五”期间增长47.09%;森林覆盖率11.9%,较“十一五”期间增长5.8个百分点;森林蓄积量0.07亿立方米,较“十一五”期间增长75%(1)以上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网站http:∥data.stats.gov.cn/easyquery.htm.。新世纪以来,宁夏先后实施了两轮退耕还林还草工程,取得了较为瞩目的成绩。近20年的退耕还林还草工程有效改善了宁夏中南部地区的区域环境,其中实现沙化土地退耕面积为10.72万公顷,涉及宁夏的三市九县,占总退耕面积的12.4%;严重沙化土地为1.71万公顷,涉及两市三县,占总退耕面积的1.98%。每年实现防风固沙4 272.25万吨, 固土505.85万吨。 坡耕地退耕还林还草后, 土壤侵蚀模数(2)土壤侵蚀模数是指单位面积土壤及土壤母质在单位时间内侵蚀量的大小,是衡量土壤侵蚀强度的指标。为23.5立方米/(公顷·年), 分别比没有实施退耕还林还草工程的坡耕地和宜林荒山荒地降低了18立方米/(公顷·年)和11立方米/(公顷·年), 有效地控制了水土流失, 调节了水土平衡, 达到了涵养水源、 净化水质的目的。 与此同时, 所完成的退耕地每年可以吸收近12.76万吨的二氧化碳、 1.607万吨的污染物, 并可释放27.76万吨的氧气, 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总价值达到47.07亿元[10]。 近年来,西北五省区实行全境禁牧封育,沙区草原植被恢复速度加快,生态环境有所好转,在“十二五”期间草原植被得到明显恢复。“十二五”期间西北地区草原植被情况与林业情况一样逐渐好转,虽各年略有升降,但总体水平呈上升趋势,草原植被情况恢复显著。 2.区域生态环境保护效果显著 据统计,全国近35%的贫困县、近30%的贫困人口分布在西北沙区。西北地区依托退耕还林、三北防护林、天然林保护工程等国家重点林业工程,逐步完善不同区域的防沙治沙模式,在毛乌素沙漠探索出了“五位一体”的沙区治理、发展模式,实现了由“沙逼人退”向“人逼沙退”的历史性转变,特别是宁夏成为全国首个“人进沙退”的省区,通过规模化、区域化防沙治沙,基本消除大面积流动沙丘,从根本上改善了沙区生态状况。比如，用“五带一体”方式在腾格里沙漠防风固沙,用“六位一体”方式在毛乌素沙漠把防沙治沙与经济发展相结合。 宁夏沙漠区生态建设经验逐渐成为吸引西方学者关注的“中国智慧”。近年来,西北地区生态环境保护呈现出整体遏制、持续缩减、功能增强的良好态势,荒漠化和沙化程度日渐减轻。尤其“十二五”以来,西北地区先后启动实施了146项小流域综合治理、坡耕地整治、淤地坝除险等水保重点项目,不断强化三江源、祁连山、黄土高原、防沙带等重点生态功能区及生态敏感脆弱区的保护和生态修复;推进伊犁河、额尔齐斯河、环青海湖、湟水河、黄河等重点流域综合治理,加强水污染防治,逐步探索出建设生态文明的路子。同时,2013年西北开始实施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次大规模、系统性盐碱地治理工作。通过盐碱地治理工程,多措并举加强农田排灌、土地整治、土壤改良和农田林网建设,显著改善了西北地区农田建设标准低、工程配套差、老化失修严重等问题。 3.区域环境综合治理方式创新 将生态系统划分为多个保护单元,建立各级自然保护区,以人工干预与生态系统自我恢复相结合,对保护物种多样性发挥了积极作用。区域生态治理是将宏观流域、自然因素和人为环境因素全部考虑在内,这种方式对于保障生态系统实现自我恢复和调节、维持生态系统健康有很大益处[11]。通过实施自然保护区恢复和保护工程,西北地区相继建成总面积为5 193.7万公顷的自然保护区176个,其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69个,自然保护区占辖区总面积的15.26%,基本形成了以自然保护区为主,生态公园为补充的自然保护体系(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地处黄河黑山峡河段的大柳树水利枢纽工程与龙羊峡、小浪底并列的黄河干流控制性骨干的重点工程,将是西北区域生态环境治理方式的一次革新。该工程按照“建设小绿洲、保护大生态”的模式,实现大面积退化草场的保护与恢复,从根本上改变区域生态与环境脆弱的状况,构建完善的西部生态屏障,并稳步实现对“民勤绿洲”的补水救护,保证国家生态安全。同时，根据水资源供需条件和国家发展需要,充分利用区域土地资源优势快速形成粮食生产能力,为未来国家粮食安全提供基础保障。与此同时,大柳树水利枢纽工程的建设和治理上牢牢树立“新绿洲”理念。一方面使这些新建绿洲成为有效抑制沙漠化的生态屏障,再者新建绿洲可以作为农牧民新生态移民基地,减少荒漠化生态脆弱地区的环境承载压力,并为大范围实施退耕还林、封林禁牧等生态保护、治理措施创造前提条件,更充分更全面地实施区域环境建设。切实发挥“建设一小片,保护一大片”的积极作用,让西北区域环境建设呈现出日新月异的变化。 (二)西北区域环境转型发展面临挑战 改革开放以来,西北地区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也积累了诸多生态环境问题。西北地区自明清以来演变为连片生态脆弱区域,长期以来时有以牺牲环境换取增长的现象发生。西北区域环境可持续发展目前仍面临着绿色转型实践困境。 1.水资源短缺且污染较重 西北地区地处我国内陆,降水稀少,蒸发量远大于降水量,是我国水资源最为缺乏的地区之一。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5年,西北五省(区)水资源总量2 027亿立方米,占全国水资源总量的7.24%,全国人均水资源量2 039.25平方米/人,甘肃省人均水资源量为635.03平方米/人,仅为全国的31.14%;宁夏人均资源量为138.41平方米/人,仅为全国的6.79%左右。”随着全球气候变暖,西北地区出现河流、湖泊水位下降、干涸、断流等现象。这与西北大部分农村地区的大水漫灌、过度开采地下水有直接关系,同时,工业生产中的非法排污也给水资源造成了巨大的危害。 2.土地荒漠化严重 土地荒漠化在西北地区尤为严重。西北地区土地荒漠化程度近年来虽有所缓解,但是沙化面积还在逐年扩大。与此同时,我国西北地区分布广着大片的泛沙漠和戈壁,如塔克拉玛干沙漠、柴达木盆地沙漠、腾格里沙漠，等等,在我国沙漠总面积份额中占很大比重。由此引发的沙尘暴天气不仅会对当地经济、社会的发展起到阻碍作用,甚至会影响到我国中东部地区,给经济发展、人们生命财产安全造成重大损失。 3.草原保护形势严峻 西北五省区草原面积每年都有增加,但是草原鼠害、虫害治理工作较为落后,大量受鼠害、虫害破坏的草原难以得到及时的治理,使得草原在不同程度上受到破坏。此外,西北地区草原生态系统仍十分脆弱,由于社会经济发展,还存在基本草原保护存在缺少必要的政策支持、对基本草原划定保护的认识还不到位,乱占乱用现象严重、草原权属不明,农林草矛盾突出,草原执法监理工作难度增大等问题,草原保护和持续利用形势严峻。以宁夏为例,宁夏天然草原中90%以上存在着不同程度的退化。 4.耕地质量总体不高 西北地区耕地质量总体不高,水资源条件较差，导致水浇地、优质耕地少。截至2015年,西北五省区主要农作物播种面积16 094.09千公顷,有效灌溉面积8 191.09千公顷,占主要农作物播种面积的50.09%。其中,甘肃省主要农作物种植面积4 229.33千公顷,有效灌溉面积1 306.72千公顷,占比30.89%;宁夏主要农作物播种面积1 264.64千公顷,有效灌溉面积506.53千公顷,占比40.53%;青海省主要农作物播种面积558.39千公顷,有效灌溉面积196.99千公顷,占比35.28%;新疆主要农作物种植面积5 757.25千公顷,有效灌溉面积4 944.92千公顷,占比85.89%;陕西省主要农作物种植面积4 284.48千公顷,有效灌溉面积1 236.77千公顷,占比28.87%。可见西北五省区除新疆外,其余四省区主要农作物种植的有效灌溉面积较低,这与当地的气候、环境及水利设施的修建有密切的关系。(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 5.环境法制体系有待完善 现阶段关于西北地区生态建设的相关法律及制度政策数量及种类少,在区域环境建设过程中所面临的诸多的问题并不能通过区域性的法律制度来协调与制止。暂且没有形成一套种类多样、过程严密的长效监管制度体系，无法对影响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突出环境问题进行综合处理。 6.协同治理程度较低 区域环境建设是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整合包括群众在内的多方利益主体参与到建设过程中,方能形成区域协同治理模式。现阶段较为薄弱的政策导致企业、社区、学校等公共利益主体的参与度低,很难在社会范围内形成“共同体”的治理氛围。 7.区域环境伦理建设较薄弱 宣传途径的表象化导致价值理念与行为方式的空虚化,极少能内化到人民群众的价值理念与行为方式之中。如何将区域环境建设的重要性与群众生活状态联系起来,也成为西北地区区域环境建设制约因素之一。 8.环境创新驱动力不足 实现区域环境建设目标,决不能故步自封。西北地区在生态文明建设进程中,创新驱动力仍然落后于沿海省份。区域环境建设在行为方式、制度建设以及观念意识上需要与西北地区实际相结合,富有创新力的区域环境建设才更具有可持续性,如何“在地”培育创新行为成为当前区域环境建设的瓶颈之一。 四、西北区域环境绿色转型发展路径探索 德国学者马丁·杰内克、约瑟夫·胡伯(Joseph Huber)等提出了“生态现代化理论(Ecological Modernization Theory)”,成为发达国家环境社会学的一个主要理论。它要求采用预防和创新原则,推动经济增长与环境退化脱钩,实现经济与环境的双赢[12]。西部大开发以来,西北区域环境建设成效显著,但仍面临着生态环境恶化趋势未得到有效遏制、绿色经济发展缓慢且效益低下等突出问题。同时,由于历史和现实双重作用下西北地区生态环境承载力较弱、产业结构失衡、环境保护意识薄弱等制约因素,进一步加剧了西北区域环境建设的难度。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就是要处理好环境与经济之间的关系,如何达到“二元驱动”实现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可持续发展,让顺应自然、保护生态的绿色发展理念遍布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和各个方面。西北区域环境建设应以持之以恒的坚守筑就生态文明之基,必然会实现生态经济的绿色转型。 (一)实施新一轮退耕退牧、还林还草战略 西北地区虽然地广人稀,但可用耕地供需紧张,必须严守耕地红线,严格审批非农占用耕地,杜绝乱占耕地;切实保护耕地资源,建立耕地保护机制,划分耕地等级,提高耕地利用率,增加粮食产量,促进农业的发展。 2014年,国务院制定了《新一轮退耕还林还草总体方案》,方案提出到2020年将全国具备条件的坡耕地和严重沙化耕地约4 240万亩退耕还林还草。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要“完善天然林保护制度,扩大退耕还林还草”。持续推进退耕还林还草工程,进一步扩大退耕还林还草规模已成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关键内容。推进新一轮退耕还林还草工程建设,对于维护西北乃至全国生态安全意义重大。通过推进新一轮退耕还林还草工程建设,有效治理水土流失、减轻土地沙化,可以全面推进生态立区的新实践,加快建设天蓝地绿水美空气清新的美丽新西北。与此同时,退耕还林还草政策与精准扶贫政策相结合,以移民搬迁、现金补助、扶贫工厂、土地流转等方式帮助贫困户实现脱贫致富,与全国同步进入全面小康社会。在干旱地区,草场、草地、林地、植被应以恢复、建设为主,并合理、充分利用森林、草原生态系统的自我修复能力。在这一过程中,各地方政府应统一安排、规划,对条件不好的退耕地进行草场、植被的恢复建设,对条件较好的土地,要从农、林、水等多方面进行综合性建设。个别环境退化严重的地区,要全面进行生态移民,对移民后的迁出区要加强生态保护。 (二)统一管理水资源 西北地区本就是水资源匮乏且分布不均的地区,对于有限的水资源更要进行统一规划管理、合理配置、科学使用,同时还要保质保量,城乡一体,从而提高水资源的利用效率。为此,要改变西北地区现有的水利投资、管理、使用机制,杜绝水利设施建设过程中的不良现象,确保水利设施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特别是西北地区水资源有着总量少、分布不均的特点,因此,必须对地下水和地表水、工业用水、农业用水进行统一规划、管理,建立水资源使用监控机制,提高污水、废水处理能力,将处理过的污水、废水用于绿化灌溉、工业用水等,从而实现对有限水资源的综合利用。 (三)加强绿色制度体系建设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生态大会上明确提出生态保护的六条原则,划定森林、湿地、草原、基本农田与饮用水源的五条红线,将护蓝、护清、护绿行动与地方性的法律制度相结合,让红线意识与底线思维贯穿于区域环境建设的一般过程中。要用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保护生态环境,使有关于环境建设行为都在法律制度的框架内运行。 西北地区更应该明确环境保护红线, 建立健全与当地实际相适宜的环境保护体系, 实施因地制宜的生态文明制度建设， 让每个地区都能根据当地情况自行加强和完善生态环境建设中的薄弱环节。 切实将国家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内化到西北地区区域发展的总布局中来, 将生态文明的理念全方位地融入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和各个方面, 最终实现区域内生态环境的共享化, 实现环境与经济增长的协调发展。 引导公民有序参与到区内生态文明建设中, 将共建共治共享的新型治理格局渗入社会建设的每一个领域。 (四)增强绿色生产力 生态生产力就是人们保护与利用自然而形成的致富之道,最终目的是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西北区域环境建设更应该倡导以科学技术为依托、以生态平衡为手段、以绿色产业为引领的“生态现代化”,让各族群众都能享受到自然之利,实现生态环境致富。保证第一产业的持续发展,就是对生态环境自身保持发展动力,针对林业、草原、农业及湿地进行科学化的保护和利用,有效治理水土流失、农业水土污染、湿地森林生态功能低下等生态问题,让生态生产力在西北大地焕发生机。在供给侧改革的基础上,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加快培育壮大现代化新能源、新材料等新兴产业。加快完善第三产业尤其是旅游业的活力,克服当前由于区位、交通、季节所产生的制约因素,让旅游业朝着全时、全业、全民和全域的“四全”目标发展。通过环境建设与旅游开发让生态环境迸发出前所未有的生产力,让“旅游+”模式成为西北地区跨越式发展的新引擎[13]。大力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加快文化、旅游、科技融合发展,推进西北区域可持续发展。 (五)调动广泛社会力量 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永续发展的根本所在,更是全国各族人民需要共同为之不懈奋斗的伟大事业。西北地区生态环境建设是普惠性的国家大计,构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实现由自上而下“被动”治理到自下而上的“主动”治理转变,发挥群众在区域环境建设的主体性。以创建资源节约为主的绿色家庭、绿色学校、绿色社区为契机,初步形成绿色出行、绿色消费、循环利用的生态自觉行为,形成全社会积极参与主动作为的生态文明建设新格局。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 张盾.马克思与生态文明的政治哲学基础[J].中国社会科学,2018,(12):4-25. [3] 习近平.之江新语:第1卷[M].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 [4] 刘於清.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思想的渊源、特征与贡献[J].昆明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18(3):42-47. [5] 吕瑶.习近平新时代生态文明思想的多维审视[J].沈阳干部学刊,2018，20(2):17-20. [6] 吴滔.关于明清生态环境变化和农业灾荒发生的初步研究 [J].农业考古,1999，(3):3-5. [7] 诸大建. 从里约+20看绿色经济新趋势[J].中国人口，2012，(9):1-7. [8] 莱斯特·R.布朗.B 模式2.0: 拯救地球 延续文明[M].林自新，等，译.北京: 东方出版社,2006. [9] 束锡红,张跃东.陕甘宁地区自然环境变迁与农牧经济结构的历史演进[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31(3):27-32. [10] 束锡红,任志军.宁夏中南部贫困地区绿色减贫实践探索[N].中国民族报，2019-06-28. [11] 杨红艳.现代生态保护理念在生态保护中的应用研究[J].现代经济信息，2019，(17)：330-331. [12] 黄海峰,刘京辉,等.德国循环经济研究[M].北京: 科学出版社，2007. [13] 毛建民，王建民，谢芳，等.西北地区生态体育产业发展现状及可行性研究[J].西安体育学院学报，2019，(2)：171-174. 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就是必须生存,为此人们首先需要衣、食、住等，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物品,即物质生活本身的生产[1]。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由于向自然界过度索取,人类社会就已经出现了全球性问题与“能源危机”,至此世界范围内的学者掀起了关于“增长的极限”研究,各地环保运动此起彼伏。半个世纪过去了,加快生态文明建设已然成为各国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莱斯所提出的“易于生存的社会”,首先在于降低经济增长速度,实现缓增长的“稳态经济”；其次是要放弃无节制的异化消费,减少浪费型的物质需求；最后以生态危机为契机,对当前政治经济文化制度进行根本性的改革[2]。中国不断对生态制度进行构建和完善,2002年党的十六大首次将改善生态环境、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作为建设小康社会的四大目标之一。要化解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矛盾,必须发挥先进文化的凝聚、润滑、整合作用[3]。2005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安吉余村调研时首次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科学论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党的十八大从战略的高度将“四位一体”上升到“五位一体”,把生态文明建设列入社会主义总体布局。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新常态背景下我们要建设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2018年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深刻回答了“为什么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什么样的生态文明、怎样建设生态文明”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十九届四中全会上明确将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作为十三大制度优势之一,以生态文明建设为契机推动我国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西北地区作为我国“两屏三带一区多点”生态安全战略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西部的重要生态屏障,其生态区位保障着华北、东北地区的生态安全,又连接中亚、西亚地区,在维护边疆稳定和持续发展的大格局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生态文明建设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支撑和组成部分,树立大局意识,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生态文明思想的内涵及实质,在西北黄河流域深入践行生态文明思想,将山水林田湖草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统筹和治理,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现代化建设新格局,推动西北地区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和深刻的现实意义。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到陕甘宁青省区考察,近期在视察宁夏时明确指示:努力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赋予西北黄河流域省区新的时代重任。对西北区域环境历史变迁与现实发展的关注和研究,将推动西北地区生态环境综合治理与区域经济绿色转型发展。一、相关理论与概念评述(一)生态文明中国化研究曾经以牺牲环境资源来达到经济发展的目的,导致中国的生态环境出现了不可逆的破坏。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学者们对于生态文明的研究越来越贴近于中国国情,逐渐形成中国化的生态文明研究体系。学者针对生态文明思想的渊源、特征和对中国化贡献方面指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思想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的中国化进程,坚定了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话语自信,提供了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行动指南,对于全面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和建设美丽中国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4]也有学者从经济、民生、文明、法治及安全这五个维度出发分析了新时期生态文明，认为生态文明建设“不仅有利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美丽中国,也有利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以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5]。(二)西北区域环境变迁研究环境科学研究认为,区域环境包括自然环境和社会经济环境,是围绕着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充满各种物质的空间,是人类赖以生存且对人类生产、生活和发展产生直接或间接影响的各种外界事物和力量的总和。西北区域环境在20世纪60年代就被学术界所关注,著名历史地理学家史念海所著的7部《山河集》成为研究黄土高原区域环境变迁的重要成果。专家认为:人口的快速增长以及肆意的开发给西北区域环境带来了深刻变化,在明清之际就出现了严重的水土流失,而且引发或加重了洪涝、干旱、风沙等一系列环境问题[6]。随着人地矛盾的加剧,进入现代社会以来,西北地区在城镇化进程中出现了很多问题,特别是在人口与区域环境协调发展方面存在较为突出的矛盾。(三)绿色转型发展研究绿色转型就是实现以效率、和谐、持续为发展目标,构建绿色经济、绿色新政、绿色社会“三位一体”的发展体系。在《我们憧憬的未来》“可持续发展和根除贫困语境下的绿色经济”专题中,强调了传统经济向绿色发展转型的两个重要维度:①将空气、水、土壤、矿产和其他自然资源的利用计入国家财富预算,强调经济增长要控制在关键自然资本的边界之内;②将“公平”或包容性变成与传统经济学中的“效率”同等重要的基本理念[7]。绿色转型研究以可持续性为重点,分析转型模式及路径。莱斯特·R.布朗(Lester R. Brown)认为人类的文明已经陷入危机和困境,必须用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新道路,来代替现行的经济发展模式[8]。国内学者结合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与现实研究新时期我国绿色转型的困境及未来发展路径，认为中国要用生态文明理念调控社会发展,通过完善政策体系来实现分配公平、生产高效和减少自然资源消耗的发展转型。二、西北区域环境的历史变迁西北区域环境的历史变迁与农耕和游牧文化的交融密不可分,在与自然界不断的抗争与适应的过程中创造了灿烂的农耕和游牧文明。6 000年前西北地区除了原始荒漠还出现了原始草原和森林,随着青藏高原的不断上升以及东亚季风的形成,西北地区气候环境逐渐向干冷演进,导致黄土堆积、沙漠扩张。在历史变迁过程中,区域环境除了自身变化以及衍生出来的自然灾害和气候变更,人文因素的影响也十分显著。西北各民族在文化、经济、军事上的交流与互动,宜农宜居的自然环境,使农耕、游牧文化在广阔的草原地带交流交往交融,但对生态环境不合理的利用则是导致区域贫困现象的重要原因。陕甘宁青地区不仅是我国古代北方农牧经济的过渡带,还是历代中原王朝制约西域的战略要地,促使其在经济发展及社会变迁方面拥有较为明显的特征。因此，我们重点探讨陕甘宁青地区区域环境的历史变迁。频繁的人口迁移和宜农宜牧的自然环境,使这一地区的人口与资源环境关系的发展表现出自然环境—经济活动—文化变迁这一主线,呈现出从气候波动主导型到以游牧经济结构为主体的地缘政治主导型,再转为以农耕经济结构为主体的掠夺式开发主导型的变化特征[9]。在秦一统天下以前,匈奴人占据着西北地区的河套、鄂尔多斯、河西走廊;商周时期,土方、鬼方等游牧部落在鄂尔多斯、陕西北部逐水草而居;战国时期,义渠戎、楼烦、林胡等游牧部落在宁夏南北、陕西北部安营扎寨。可以肯定,在汉武帝以前,陕甘宁青地区以游牧民族为主。在汉武帝时期,由于农耕民族的北移西进,尤其是大规模的移民,彻底更改了陕甘宁青地区由单一游牧民族构成的历史基础。从汉唐时期陕甘宁地区的行政划分中，很直观地显示出中原王朝因势力扩张而使农耕移民被迫背井离乡,进而北上西进开辟新家园,此时西北特别是陕甘宁地区成为核心冲击区域。在唐王朝以前,西北冲击平原的植被主要以温带草原为主,曾经森林漫道,此时的鄂尔多斯地区植被繁茂,时常有野兽出没,位于宁夏南部的清水河畔也曾郁郁葱葱,甘肃龙山附近森林茂密。西北地区的畜牧业相比中原以及东南地区更为发达[9]。然而,随着盛唐时期国力发展、人口增加,为了满足生存需要,大量汉族农业人口向草原迁徙,脆弱的生态系统多次遭到人为破坏,西北草原地区沙漠化区域不断扩张,农牧经济分界线一再北移,部分西北地区从草原变成沙漠,严重制约了西北地区的农牧业乃至整个经济社会的发展。历史变迁中, 西北地区经济开发活动导致自然环境恶化、 人地关系紧张, 严重影响和制约了西北地区生态文明建设和可持续发展。 为有效治理西北区域生态环境, 亟待实现区域环境的绿色转型发展， 使区域环境生态建设融入西北地区经济社会发展, 在推动区域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同时, 恢复、 治理好区域环境, 形成绿色、 健康、 可持续的生产生活方式, 实现西北地区人口、 资源环境协调发展,建设美丽中国。三、西北区域环境转型发展的成效与挑战新常态下,我们既要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也要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环境需要。历史上西北地区生态环境遭到不合理开发与现阶段贫困问题、转型模式等或多或少有因果关系,在新历史转折起点上,通过逐步加大对区域生态环境的保护力度，西北区域环境得到了极大的改善,生态环境得到了恢复和治理。(一) 西北区域环境治理的成效英国生态学家亚瑟乔治于1935年提出了系统生态保护学说,他认为世界范围内生态系统建设具有稳定性和空间性。如陆地、海洋、农田、 草地都能定义为特殊类型的生态系统。在系统生态保护基础上,西北地区在区域环境建设理念、措施方面不断进行完善,产生了区域范围内的治理成效。1.区域生态建设成效斐然 “十二五”期间,西北地区紧紧依托三北防护林、退耕还林、天然林保护、三北及长江流域等国家重点工程,脆弱的生态建设区绿色资源得以部分恢复。退耕还林还草使得生态扶贫效益凸显。以宁夏回族自治区为例,其林业用地面积180.10万公顷,较“十一五”期间增长56.1%;森林面积61.80万公顷,较“十一五”期间增长53.1%;人工林面积14.43万公顷,较“十一五”期间增长47.09%;森林覆盖率11.9%,较“十一五”期间增长5.8个百分点;森林蓄积量0.07亿立方米,较“十一五”期间增长75%(1)以上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网站http:∥data.stats.gov.cn/easyquery.htm.。新世纪以来,宁夏先后实施了两轮退耕还林还草工程,取得了较为瞩目的成绩。近20年的退耕还林还草工程有效改善了宁夏中南部地区的区域环境,其中实现沙化土地退耕面积为10.72万公顷,涉及宁夏的三市九县,占总退耕面积的12.4%;严重沙化土地为1.71万公顷,涉及两市三县,占总退耕面积的1.98%。每年实现防风固沙4 272.25万吨, 固土505.85万吨。 坡耕地退耕还林还草后, 土壤侵蚀模数(2)土壤侵蚀模数是指单位面积土壤及土壤母质在单位时间内侵蚀量的大小,是衡量土壤侵蚀强度的指标。为23.5立方米/(公顷·年), 分别比没有实施退耕还林还草工程的坡耕地和宜林荒山荒地降低了18立方米/(公顷·年)和11立方米/(公顷·年), 有效地控制了水土流失, 调节了水土平衡, 达到了涵养水源、 净化水质的目的。 与此同时, 所完成的退耕地每年可以吸收近12.76万吨的二氧化碳、 1.607万吨的污染物, 并可释放27.76万吨的氧气, 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总价值达到47.07亿元[10]。近年来,西北五省区实行全境禁牧封育,沙区草原植被恢复速度加快,生态环境有所好转,在“十二五”期间草原植被得到明显恢复。“十二五”期间西北地区草原植被情况与林业情况一样逐渐好转,虽各年略有升降,但总体水平呈上升趋势,草原植被情况恢复显著。2.区域生态环境保护效果显著 据统计,全国近35%的贫困县、近30%的贫困人口分布在西北沙区。西北地区依托退耕还林、三北防护林、天然林保护工程等国家重点林业工程,逐步完善不同区域的防沙治沙模式,在毛乌素沙漠探索出了“五位一体”的沙区治理、发展模式,实现了由“沙逼人退”向“人逼沙退”的历史性转变,特别是宁夏成为全国首个“人进沙退”的省区,通过规模化、区域化防沙治沙,基本消除大面积流动沙丘,从根本上改善了沙区生态状况。比如，用“五带一体”方式在腾格里沙漠防风固沙,用“六位一体”方式在毛乌素沙漠把防沙治沙与经济发展相结合。 宁夏沙漠区生态建设经验逐渐成为吸引西方学者关注的“中国智慧”。近年来,西北地区生态环境保护呈现出整体遏制、持续缩减、功能增强的良好态势,荒漠化和沙化程度日渐减轻。尤其“十二五”以来,西北地区先后启动实施了146项小流域综合治理、坡耕地整治、淤地坝除险等水保重点项目,不断强化三江源、祁连山、黄土高原、防沙带等重点生态功能区及生态敏感脆弱区的保护和生态修复;推进伊犁河、额尔齐斯河、环青海湖、湟水河、黄河等重点流域综合治理,加强水污染防治,逐步探索出建设生态文明的路子。同时,2013年西北开始实施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次大规模、系统性盐碱地治理工作。通过盐碱地治理工程,多措并举加强农田排灌、土地整治、土壤改良和农田林网建设,显著改善了西北地区农田建设标准低、工程配套差、老化失修严重等问题。3.区域环境综合治理方式创新 将生态系统划分为多个保护单元,建立各级自然保护区,以人工干预与生态系统自我恢复相结合,对保护物种多样性发挥了积极作用。区域生态治理是将宏观流域、自然因素和人为环境因素全部考虑在内,这种方式对于保障生态系统实现自我恢复和调节、维持生态系统健康有很大益处[11]。通过实施自然保护区恢复和保护工程,西北地区相继建成总面积为5 193.7万公顷的自然保护区176个,其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69个,自然保护区占辖区总面积的15.26%,基本形成了以自然保护区为主,生态公园为补充的自然保护体系(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地处黄河黑山峡河段的大柳树水利枢纽工程与龙羊峡、小浪底并列的黄河干流控制性骨干的重点工程,将是西北区域生态环境治理方式的一次革新。该工程按照“建设小绿洲、保护大生态”的模式,实现大面积退化草场的保护与恢复,从根本上改变区域生态与环境脆弱的状况,构建完善的西部生态屏障,并稳步实现对“民勤绿洲”的补水救护,保证国家生态安全。同时，根据水资源供需条件和国家发展需要,充分利用区域土地资源优势快速形成粮食生产能力,为未来国家粮食安全提供基础保障。与此同时,大柳树水利枢纽工程的建设和治理上牢牢树立“新绿洲”理念。一方面使这些新建绿洲成为有效抑制沙漠化的生态屏障,再者新建绿洲可以作为农牧民新生态移民基地,减少荒漠化生态脆弱地区的环境承载压力,并为大范围实施退耕还林、封林禁牧等生态保护、治理措施创造前提条件,更充分更全面地实施区域环境建设。切实发挥“建设一小片,保护一大片”的积极作用,让西北区域环境建设呈现出日新月异的变化。(二)西北区域环境转型发展面临挑战改革开放以来,西北地区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也积累了诸多生态环境问题。西北地区自明清以来演变为连片生态脆弱区域,长期以来时有以牺牲环境换取增长的现象发生。西北区域环境可持续发展目前仍面临着绿色转型实践困境。1.水资源短缺且污染较重 西北地区地处我国内陆,降水稀少,蒸发量远大于降水量,是我国水资源最为缺乏的地区之一。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5年,西北五省(区)水资源总量2 027亿立方米,占全国水资源总量的7.24%,全国人均水资源量2 039.25平方米/人,甘肃省人均水资源量为635.03平方米/人,仅为全国的31.14%;宁夏人均资源量为138.41平方米/人,仅为全国的6.79%左右。”随着全球气候变暖,西北地区出现河流、湖泊水位下降、干涸、断流等现象。这与西北大部分农村地区的大水漫灌、过度开采地下水有直接关系,同时,工业生产中的非法排污也给水资源造成了巨大的危害。2.土地荒漠化严重 土地荒漠化在西北地区尤为严重。西北地区土地荒漠化程度近年来虽有所缓解,但是沙化面积还在逐年扩大。与此同时,我国西北地区分布广着大片的泛沙漠和戈壁,如塔克拉玛干沙漠、柴达木盆地沙漠、腾格里沙漠，等等,在我国沙漠总面积份额中占很大比重。由此引发的沙尘暴天气不仅会对当地经济、社会的发展起到阻碍作用,甚至会影响到我国中东部地区,给经济发展、人们生命财产安全造成重大损失。3.草原保护形势严峻 西北五省区草原面积每年都有增加,但是草原鼠害、虫害治理工作较为落后,大量受鼠害、虫害破坏的草原难以得到及时的治理,使得草原在不同程度上受到破坏。此外,西北地区草原生态系统仍十分脆弱,由于社会经济发展,还存在基本草原保护存在缺少必要的政策支持、对基本草原划定保护的认识还不到位,乱占乱用现象严重、草原权属不明,农林草矛盾突出,草原执法监理工作难度增大等问题,草原保护和持续利用形势严峻。以宁夏为例,宁夏天然草原中90%以上存在着不同程度的退化。4.耕地质量总体不高 西北地区耕地质量总体不高,水资源条件较差，导致水浇地、优质耕地少。截至2015年,西北五省区主要农作物播种面积16 094.09千公顷,有效灌溉面积8 191.09千公顷,占主要农作物播种面积的50.09%。其中,甘肃省主要农作物种植面积4 229.33千公顷,有效灌溉面积1 306.72千公顷,占比30.89%;宁夏主要农作物播种面积1 264.64千公顷,有效灌溉面积506.53千公顷,占比40.53%;青海省主要农作物播种面积558.39千公顷,有效灌溉面积196.99千公顷,占比35.28%;新疆主要农作物种植面积5 757.25千公顷,有效灌溉面积4 944.92千公顷,占比85.89%;陕西省主要农作物种植面积4 284.48千公顷,有效灌溉面积1 236.77千公顷,占比28.87%。可见西北五省区除新疆外,其余四省区主要农作物种植的有效灌溉面积较低,这与当地的气候、环境及水利设施的修建有密切的关系。(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5.环境法制体系有待完善 现阶段关于西北地区生态建设的相关法律及制度政策数量及种类少,在区域环境建设过程中所面临的诸多的问题并不能通过区域性的法律制度来协调与制止。暂且没有形成一套种类多样、过程严密的长效监管制度体系，无法对影响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突出环境问题进行综合处理。6.协同治理程度较低 区域环境建设是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整合包括群众在内的多方利益主体参与到建设过程中,方能形成区域协同治理模式。现阶段较为薄弱的政策导致企业、社区、学校等公共利益主体的参与度低,很难在社会范围内形成“共同体”的治理氛围。7.区域环境伦理建设较薄弱 宣传途径的表象化导致价值理念与行为方式的空虚化,极少能内化到人民群众的价值理念与行为方式之中。如何将区域环境建设的重要性与群众生活状态联系起来,也成为西北地区区域环境建设制约因素之一。8.环境创新驱动力不足 实现区域环境建设目标,决不能故步自封。西北地区在生态文明建设进程中,创新驱动力仍然落后于沿海省份。区域环境建设在行为方式、制度建设以及观念意识上需要与西北地区实际相结合,富有创新力的区域环境建设才更具有可持续性,如何“在地”培育创新行为成为当前区域环境建设的瓶颈之一。四、西北区域环境绿色转型发展路径探索德国学者马丁·杰内克、约瑟夫·胡伯(Joseph Huber)等提出了“生态现代化理论(Ecological Modernization Theory)”,成为发达国家环境社会学的一个主要理论。它要求采用预防和创新原则,推动经济增长与环境退化脱钩,实现经济与环境的双赢[12]。西部大开发以来,西北区域环境建设成效显著,但仍面临着生态环境恶化趋势未得到有效遏制、绿色经济发展缓慢且效益低下等突出问题。同时,由于历史和现实双重作用下西北地区生态环境承载力较弱、产业结构失衡、环境保护意识薄弱等制约因素,进一步加剧了西北区域环境建设的难度。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就是要处理好环境与经济之间的关系,如何达到“二元驱动”实现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可持续发展,让顺应自然、保护生态的绿色发展理念遍布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和各个方面。西北区域环境建设应以持之以恒的坚守筑就生态文明之基,必然会实现生态经济的绿色转型。(一)实施新一轮退耕退牧、还林还草战略西北地区虽然地广人稀,但可用耕地供需紧张,必须严守耕地红线,严格审批非农占用耕地,杜绝乱占耕地;切实保护耕地资源,建立耕地保护机制,划分耕地等级,提高耕地利用率,增加粮食产量,促进农业的发展。2014年,国务院制定了《新一轮退耕还林还草总体方案》,方案提出到2020年将全国具备条件的坡耕地和严重沙化耕地约4 240万亩退耕还林还草。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要“完善天然林保护制度,扩大退耕还林还草”。持续推进退耕还林还草工程,进一步扩大退耕还林还草规模已成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关键内容。推进新一轮退耕还林还草工程建设,对于维护西北乃至全国生态安全意义重大。通过推进新一轮退耕还林还草工程建设,有效治理水土流失、减轻土地沙化,可以全面推进生态立区的新实践,加快建设天蓝地绿水美空气清新的美丽新西北。与此同时,退耕还林还草政策与精准扶贫政策相结合,以移民搬迁、现金补助、扶贫工厂、土地流转等方式帮助贫困户实现脱贫致富,与全国同步进入全面小康社会。在干旱地区,草场、草地、林地、植被应以恢复、建设为主,并合理、充分利用森林、草原生态系统的自我修复能力。在这一过程中,各地方政府应统一安排、规划,对条件不好的退耕地进行草场、植被的恢复建设,对条件较好的土地,要从农、林、水等多方面进行综合性建设。个别环境退化严重的地区,要全面进行生态移民,对移民后的迁出区要加强生态保护。(二)统一管理水资源西北地区本就是水资源匮乏且分布不均的地区,对于有限的水资源更要进行统一规划管理、合理配置、科学使用,同时还要保质保量,城乡一体,从而提高水资源的利用效率。为此,要改变西北地区现有的水利投资、管理、使用机制,杜绝水利设施建设过程中的不良现象,确保水利设施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特别是西北地区水资源有着总量少、分布不均的特点,因此,必须对地下水和地表水、工业用水、农业用水进行统一规划、管理,建立水资源使用监控机制,提高污水、废水处理能力,将处理过的污水、废水用于绿化灌溉、工业用水等,从而实现对有限水资源的综合利用。(三)加强绿色制度体系建设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生态大会上明确提出生态保护的六条原则,划定森林、湿地、草原、基本农田与饮用水源的五条红线,将护蓝、护清、护绿行动与地方性的法律制度相结合,让红线意识与底线思维贯穿于区域环境建设的一般过程中。要用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保护生态环境,使有关于环境建设行为都在法律制度的框架内运行。西北地区更应该明确环境保护红线, 建立健全与当地实际相适宜的环境保护体系, 实施因地制宜的生态文明制度建设， 让每个地区都能根据当地情况自行加强和完善生态环境建设中的薄弱环节。 切实将国家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内化到西北地区区域发展的总布局中来, 将生态文明的理念全方位地融入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和各个方面, 最终实现区域内生态环境的共享化, 实现环境与经济增长的协调发展。 引导公民有序参与到区内生态文明建设中, 将共建共治共享的新型治理格局渗入社会建设的每一个领域。(四)增强绿色生产力生态生产力就是人们保护与利用自然而形成的致富之道,最终目的是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西北区域环境建设更应该倡导以科学技术为依托、以生态平衡为手段、以绿色产业为引领的“生态现代化”,让各族群众都能享受到自然之利,实现生态环境致富。保证第一产业的持续发展,就是对生态环境自身保持发展动力,针对林业、草原、农业及湿地进行科学化的保护和利用,有效治理水土流失、农业水土污染、湿地森林生态功能低下等生态问题,让生态生产力在西北大地焕发生机。在供给侧改革的基础上,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加快培育壮大现代化新能源、新材料等新兴产业。加快完善第三产业尤其是旅游业的活力,克服当前由于区位、交通、季节所产生的制约因素,让旅游业朝着全时、全业、全民和全域的“四全”目标发展。通过环境建设与旅游开发让生态环境迸发出前所未有的生产力,让“旅游+”模式成为西北地区跨越式发展的新引擎[13]。大力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加快文化、旅游、科技融合发展,推进西北区域可持续发展。(五)调动广泛社会力量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永续发展的根本所在,更是全国各族人民需要共同为之不懈奋斗的伟大事业。西北地区生态环境建设是普惠性的国家大计,构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实现由自上而下“被动”治理到自下而上的“主动”治理转变,发挥群众在区域环境建设的主体性。以创建资源节约为主的绿色家庭、绿色学校、绿色社区为契机,初步形成绿色出行、绿色消费、循环利用的生态自觉行为,形成全社会积极参与主动作为的生态文明建设新格局。参考文献[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 张盾.马克思与生态文明的政治哲学基础[J].中国社会科学,2018,(12):4-25.[3] 习近平.之江新语:第1卷[M].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4] 刘於清.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思想的渊源、特征与贡献[J].昆明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18(3):42-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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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西北民族论丛 网址: http://xbmzlc.400nongye.com/lunwen/itemid-30857.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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